111名学生的震后十年

北川职业中学成为地震遗址的一部分，男生宿舍的栏杆上还留着当年逃生的一截床单
 

来到山东德州的学校后，北川职业中学的学生们穿起民族服装一起跳羌舞

    “5·12”地震中，北川职业中学受灾，一家山东的职校愿意提供帮助，让孩子们完成剩下的学业。从绵阳到德州，孩子们出川入鲁。十年之后，有人重回故里，有人扎根别处。又要到5月12日，这日子让他们想起，大家同来自山东德州的那片校园，在那里他们抚平伤口、长大成人。

　　北川职业中学

　　2008年5月12日，牟星铭还在北川职业中学汽车维修专业上高一。他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，前一天拿着60元生活费返校，他去公园滑旱冰、买小吃，最后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在网吧玩了一通宵。

　　当年5月12日14时20分，牟星铭的网费花光了，他准备回学校，又碰见了两个同学，向他们借了一元钱，准备再玩半小时，下午3点前赶回学校打篮球比赛。

　　打篮球在牟星铭的爱好中排第一，之后还有玩游戏，学习排最末。

　　14时28分，快到北川职业中学上课的时间了。女生母松玲感觉有人在摇床，正要爬起来骂人，就从上铺被摔到了地上。

　　网吧里，牟星铭打游戏正入迷，桌面开始晃动，他骂道“谁打不过别摇桌子啊”，眼睛仍盯着屏幕。旁边的朋友对他说：“不对，地震了。”

　　牟星铭趴在地上，他想着：“地震了，应该不用上学吧？”晃动平息了些，他随着人们一起冲出了屋子。

　　空气里全是尘土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牟星铭抱住网吧门口的一棵树，不敢动。等烟尘散去，才看清周围的房子全倒了，路只剩一点儿宽。几个男生当场吓哭了。牟星铭这时才明白：“弄大了，肯定要死人的。”

　　北川职业中学二楼的宿舍已经塌到了一楼，老师们开始组织自救，指挥学生把床单系在一起，从栏杆上垂下。

　　晚上，幸存的学生们集中在县政府旁的一块空地上躺着。牟星铭不敢睡，在心里数着周围的响动。哪里垮了一块石头，他也算上，最后一共记了600多下。

　　北川职业中学永远失去了一些人——90名学生和8名老师。

　　年少离家

　　地震第二天，张丽君老师带着学生们转移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，地板上铺起了一排排红毯和被褥。在这里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。

　　牟星铭的妈妈被房梁砸中了胸口，停止了呼吸。牟星铭脚上还穿着妈妈给买的鞋。妈妈惯他，初一时他喜欢打篮球，家里条件不怎么样，妈妈还是给买了这双三四百元的篮球鞋。

　　母松玲家的楼房埋在了山体下面，她父母当时就在家里。母松玲的姐姐从上海赶回来，在北川城找了十几天。最后，姐妹俩默认了父母离开的事实。

　　地震一个月后，班主任问大家愿不愿意去山东上学，“免费的，现在就要统计名单。”

　　援助的学校是山东德州汽车摩托车专修学院。院长魏荣庆原打算资助40名学生，看到学校的情况后，他决定“能来的都来”。

　　最后有111人报名。包括张丽君在内的7名老师陪同。牟星铭也决定去山东，他没有任何可带的行李。临走前，爸爸去学校找他，嘱咐：“别再跟以前一样，别惹事儿。”

　　6月14日，孩子们出发了。111个孩子占据了两节车厢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。牟星铭坐在窗边，眼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山区变成了平原。

　　这些镇上的孩子大多没有出过远门，牟星铭最远去过成都；母松玲和覃世文没离开过北川。他们只知道山东是“外面”，经历了34个小时的车程才明白，将要抵达的地方离故乡有多遥远。

　　刚到学校，谁都没心思上课，学校安排了一周的心理咨询课。

　　6月29日，院长带四川来的学生们去北京玩。大家都激动得不行。3点就起来，去看升旗仪式。牟星铭站在第一排，仪仗队就在他面前；母松玲和其他三个玩得好的女生在博物馆的炮台模型前合影，张开手掌放在脸旁。那几天，大家都暂时忘记了地震。

　　每天下午4点30分下课，张丽君会把学生都召集到操场上，一起跳羌舞。大家都换上民族服装，男生穿蓝色，女生穿红色。这是母松玲每天最喜欢的一段时间。100多名川籍学生手拉手围成大圈，广播里放着羌歌。有些本校学生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圈子越来越大，一首接着一首，可以一直跳下去。

　　孩子们习惯了四川的米饭，牟星铭觉得食堂煮的米饭半生不熟，于是试着吃馒头和饼。他看到很多山东同学就着大葱，也想尝试一下。“你吃不了”，他偏要吃一点，结果味道太冲了，实在受不了。

　　需要适应的还有语言，以前在职中时，有的老师上课就讲四川话，牟星铭觉得那样更好懂。他讲普通话会不自觉地带出四川口音，觉得很别扭。母松玲也不喜欢讲普通话，觉得自己说得难听。他们彼此都说方言，转过头再对山东的同学说普通话。时间长了，四川话讲慢一点，别人也能听懂了。

　　在异乡

　　最初的新鲜和不适应过去了，灾难带来的疼痛开始显露。

　　除去白天上课，牟星铭喜欢在晚上想事情。熄灯以后，他躺在异乡的床上，又想起来“妈妈没有了”，想着就盖着被子哭。

　　大半年都是这样，只要闲下来，他就忍不住想地震的事情——从网吧逃生的经历、塌了的学校、在体育馆寄宿的日子。

　　室友看他不高兴，就知道是在想以前的事情，有人去小卖部买点饮料和零食塞给他，“给给给，快别不高兴了，还有我们嘛。”

　　冯青山和他睡对铺，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妈妈。两人关系很好，互称“黑娃”和“猫娃”。“黑娃”比牟星铭大一岁，牟星铭觉得他比自己懂事。两人经常一起吃饭，点几瓶啤酒，一边喝一边聊，互相鼓励“要面对现实，自己要学一门手艺，至少把自己养活”。

　　在北川擂鼓镇，村里不爱读书的孩子普遍打算混个毕业证，然后出去打工。母松玲和牟星铭也有过这种想法。

　　以前，牟星铭的愿望是早点离开学校，“只要不上学，干什么都行”。读初中时，牟星铭只爱打篮球，累了上课时就睡觉，书也不翻开。

　　牟星铭有个哥哥在北川中学读高中，成绩很好。爸妈对两人的期望不同，只希望牟星铭“好好学一门技术”。上初中时，老师常拿牟星铭和哥哥比较，“你学学你哥，听话。”

　　这次，牟星铭真的听话了。

　　头一年在山东，他就被评为三好学生，“长这么大第一回”。上课他主动要求坐在第一排，后来因为个子太高才调到中间。他开始做笔记，成绩也在班里排到了中等。别的朋友看见他这样不太适应，“你啥时候变这么听话了。”

　　牟星铭觉得，“变乖”最大的原因还是地震。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哥哥上大学还需要钱，“必须学个好手艺，分个好工作”。

　　2010年的地震纪念日，他在QQ空间写了一篇给妈妈的日记，标题是《亲爱的妈妈》，“以前我很不听话，让你操心。我现在听话了，懂事了，你又看不见了。”

　　再见北川

　　2009年春节，又是满满当当的车厢，100余人浩浩荡荡回到北川过年。

　　牟星铭的爸爸来绵阳火车站接他。远远看见，牟星铭眼泪就下来了。半年不见，他感觉爸爸变老了太多。

　　乘大巴到擂鼓镇，再走20分钟才到家。牟星铭完全找不到路，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，一直问怎么走，爸爸让他跟在后面。

　　村里变样了。清一色的预制板房，门前都铺着一样的地砖，路口也差不多。回来好几天，牟星铭都不出门，怕迷路回不了家。

　　没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是牟星铭最大的遗憾。回家后，他一个人去墓地看妈妈。待了20多分钟，一直哭。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妈妈。“如果她还在的话，什么事都能帮我解决。”小时候，队上种的玉米刚发芽，牟星铭路过全给踩了。人家找上门，他回家跪着挨打，但妈妈没动手；以前抽烟被妈妈抓住，也只是掐两下就算了。

　　毕业后，牟星铭打算在德州发展几年再回家。在那一年半，他负责汽车维修，和师傅也处得挺好。师傅常常带他一起吃饭，有时还会拿工资补贴他。

　　但牟星铭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他形容自己“脑袋短路了”，那段时间特别想回家。每天没心思上班，最后觉得“不行，我得回去了”，经理提出的升职也留不住他。

　　回北川后，他当了两年交通辅警。每天很忙，处理交通事故，但他觉得充实。刚回家，师傅还打电话叫他回去，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。

　　母松玲是一心想回四川的，原本学校留任教，但她并不想待在外面的城市。赶上北川摇号分房子，她回了家。

　　在张丽君看来，如果没有去外地上学的话，孩子们的生活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“现在回来很多都是车子开起。如果不是地震让他们走出去了，可能很多人也就在农村了吧。”

　　震后十年

　　2015年6月，汽摩学院毕业5周年聚会，50余名学生从全国各地回到学校。大家一起去海边玩，比着各种姿势合影。

　　牟星铭还是调皮，让别人把自己埋在沙子下，只露出头。

　　他和同宿舍的5个人在景区前合影，“黑娃”比出健美的动作。还有个舍友抱着孩子站在最左边，如今已经有了二胎。

　　牟星铭比在学校时胖了不少，隐约有了小肚子。同宿舍的兄弟里就剩自己和“黑娃”还没对象，牟星铭有点难过。

　　时隔3年，张丽君再次来到老北川职中，这里已经被围起来，成为北川地震遗址的一部分。

　　站在老职中的废墟前，张丽君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间教室上课、哪个学生在哪里被困住。男生宿舍最高层的栏杆上还留着当年逃生的一截床单，红色和蓝色的系在一起，接口处细得快断掉了。

　　母松玲在一家茶叶公司做销售，接待客人常常需要化浓妆、穿羌服。衣服艳粉的底色，黑边上绣着羊角花，她觉得比在学校时穿得好看。这天，她接待了周边一所小学的学生，教他们如何采茶。

　　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她没来得及换衣服，被同事叫去开车。她是公司里开车很溜的。同事们挤在后座上。她熟练地倒车，用清亮的嗓音玩笑道：“小朋友们坐好了吗？”大家笑作一团。

　　最近，牟星铭又更新了写给妈妈的日记：

　　“时间真的很快，十年时间里我也慢慢长大了，25岁。这段时间刚把房子买了，就在新县城，挺好的。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想您，现在回想起地震前的点滴，满满的幸福。我会好好努力的，您也不要担心。”（来源： 北京青年报 记者 刘汨 实习生 张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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